“对。”
两人走到广场边缘的长椅坐下。李同志望着远处的主席画像，缓缓开口：“在朝鲜，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甚至是两个单位的事。”
“我朋友愿意按规矩来。”
李同志转过头，第一次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规矩？张先生，朝鲜的规矩不是钱能买的。”
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反复回荡在张建国耳边。
旅行第三天，参观万景台少年宫。表演结束后，张建国在走廊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大约二十五六岁，穿着传统的朝鲜裙装，正在教孩子们唱歌。她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歌声清澈得像大同江的水。
“那是金老师，平壤音乐大学毕业生。”李同志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边，“父亲是军队文工团的，母亲是教师。”
“她结婚了吗？”
李同志没有直接回答：“金老师这样的姑娘，一般会找机关干部或者军官。结婚申请要单位批准，政审要过关，住房要分配。”他顿了顿，“你朋友年入百万，在这里没有单位，没有成分，没有政审资格。”
“钱不能解决？”
“钱能解决一部分。”李同志终于松了口，“比如，如果真能结婚，需要给姑娘家里准备一些实用的礼物。不是彩礼，是心意。”
“比如什么？”
“比如一台中国产的洗衣机。”李同志说得很具体，“朝鲜电力供应不稳定，洗衣机要能适应电压波动。再比如几套质量好的西装料子，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可以去做衣服。还有，”他声音压低了些，“如果能弄到一些药品就更好了，特别是老年人的常备药。”
张建国快速心算：洗衣机三千，料子两千，药品一千。六千块人民币，比他预想的少得多。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当天晚上，张建国通过酒店服务员联系上了一个“中间人”。那是个五十多岁的朝鲜男人，会说些中文，自称能帮忙“牵线”。
“你要娶导游？那可不便宜。”男人在酒店后门的阴影里说，“导游都是好家庭出来的，政审严格。你要先给她家里改善生活条件。”
“多少钱？”
“不是钱的问题。”男人摇头，“你要有办法弄到物资。比如，给她家弄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保证停电时有电用；给她父亲弄些好酒，最好是中国的茅台；给她母亲弄台缝纫机，日本产的最好。”他掰着手指，“这些在中国可能不算什么，在这里，是硬通货。”
张建国记下这些要求。太阳能系统大概一万，茅台两千，缝纫机三千。再加上之前李同志说的，也就两万出头。
“还有呢？”
“还有？”男人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最重要的是，你要让她家相信你能持续提供这些。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的。朝鲜人嫁女儿，看的是长期保障，不是一次性买卖。”
张建国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次性彩礼，是长期投资。
旅行第四天，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参观凯旋门时，团里一个北京来的老太太突然晕倒。李同志反应迅速，立即安排送医。医院里，张建国看到了另一个朝鲜。
破旧的墙壁，简陋的设备，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另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医护人员穿着洗得发白的制服，但态度认真专业。老太太需要一种药，医院暂时短缺，李同志打了几个电话，半小时后有人送来了。
送药的是个年轻女医生，大约二十七八岁，戴着口罩，但能看出眉眼清秀。她和李同志用朝语快速交流了几句，离开时看了张建国一眼。
“那是你熟人？”张建国问。
“我妹妹。”李同志简单回答。
回酒店的大巴上，张建国假装随意地问：“李导，你妹妹结婚了吗？”
“还没有。”
“医生在朝鲜很受欢迎吧？”
李同志沉默了很久，久到张建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我妹妹是脑外科医生，平壤医科大学毕业的。”他的声音很轻，“但她去年拒绝了卫生部一个处长的儿子。”
“为什么？”
“她说那个人看她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奖品。”李同志转头看向车窗外，“我妹妹说，她想找的是能理解她为什么选择做医生的人，不是能给她带来多少物资的人。”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张建国心里。
最后一天，在去机场的路上，张建国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李导，说句实话，娶一个像你妹妹或者金老师那样的朝鲜姑娘，到底要花多少钱？”
李同志没有马上回答。大巴驶过未来科学家大街，那些崭新的公寓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张先生，你一直在算钱。”他终于开口，“但有些东西是算不出来的。比如，你要放弃中国国籍吗？如果不放弃，你的朝鲜妻子可能一辈子出不了国，你们的孩子身份怎么算？比如，你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没有自由网络，出行受限制，随时有人关注着你这个‘外宾女婿’。再比如，”他顿了顿，“你能理解她们的价值观吗？在这里，荣誉比金钱重要，集体比个人重要，忠诚比自由重要。”
大巴在红灯前停下。路边有一对新人在拍结婚照，新郎穿着军装，新娘穿着传统服饰，两人胸前都戴着领袖徽章。
“你看他们，”李同志指着那对新人，“他们可能一辈子赚不到你一个月的收入，但他们有国家分配的住房，有稳定的配给，有社会的尊重。你觉得，你拿什么和这些比？”
张建国哑口无言。
机场告别时，李同志突然说：“张先生，如果你真有心，就不要问要花多少钱。要问自己愿意付出多少——不是钱，是人生。”
回国的飞机上，张建国打开笔记本，撕掉了之前写满计算的那几页。他望着窗外的云海，突然想起医院里李同志妹妹的那个眼神——清澈，坚定，有种不容亵渎的尊严。
他终于明白了：娶一个朝鲜姑娘的真正成本，根本不是能用人民币计算的。那是一个人要付出的整个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部分自由的代价。你要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姑娘，还有她背后的一整套社会体系——配给制、成分论、集体主义、严格管控。
那些在丹东流传的“几万块娶朝鲜美女”的故事，要么是骗局，要么是买卖，唯独不是婚姻。
三个月后，张建国在丹东的边境市场又见到了那个“中间人”。男人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老板，有新货源，纺织厂的女工，年轻漂亮，只要八万全包。”
张建国摇摇头，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回头说：“老哥，以后别做这种生意了。有些东西，不该有价格。”
男人愣在原地，不明白这个曾经认真询价的中国商人怎么了。
只有张建国自己知道，他在平壤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在爱情和婚姻面前，有些社会里钱是通行证，有些社会里钱是隔离墙。而朝鲜的墙，比他想象的要厚得多，高得多，厚高到足以让任何纯粹的金钱计算都显得可笑而可悲。
他最终没有娶朝鲜姑娘。不是出不起钱，是付不起钱以外的代价。而那部分代价，恰恰是朝鲜姑娘们最珍贵的东西——她们在物质匮乏中保持的尊严，在严格约束中坚守的信仰，在简单生活里滋养的纯粹。
这些东西，标不了价，也买不到。只能遇见，只能懂得，只能在另一个价值体系里被重新定义。
而这样的懂得，对张建国这样习惯了用钱衡量一切的商人来说，才是最昂贵的一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