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1935年春天部队突破嘉陵江西进时，2000多名女战士随军行动，编成妇女独立师。红四方面军到达川西北后反复转战，又久居藏民区，三过草地，此间有一些减员，但也吸收了一些女战士包括少数民族的妇女。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时，队伍中的女性所剩不足2000人。由于四方面军接纳的妇女多，走完长征的女红军有的年纪较大，有的只有十来岁，还有的迈着“三寸金莲”的小脚走完全程。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中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又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奋战。后来西路军失败，其中大部分女战士牺牲，一部分被俘，后来虽经营救，仍有些失散在民间。
宣传、鼓动、发动群众，巾帼英雄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担负重要领导职务的蔡畅、李伯钊、刘英、康克清都可称得上是宣传模范。中国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领导者蔡畅，曾在法国、苏联留学，又善唱歌。在行军途中，蔡畅所唱的《马赛曲》总是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担任过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经常唱自己在苏联留学时所学的歌曲，还经常给剧团讲课，自己带头表演节目。
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李伯钊在中央苏区便担任过文艺局长，长征途中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被战士们称为“赤色明星”。她自编、自导、自演，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还经常往返于部队之间教战士们唱歌。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军举行了会师庆祝联欢会。一方面军“战士剧团”在李伯钊带领下，与指战员同声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接着，李伯钊在台上表演苏联水兵舞，台下的观众非常着迷，红军指战员们一遍遍为她鼓掌喝彩，并喊着“再来一个!”使她久久下不了台。这场动人的演出，多少年后还在红军老一辈中留下深刻印象。红军第一次过草地前，李伯钊被派到四方面军从事文艺宣传。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一同从甘孜北上，她又被调到二方面军帮助培训文艺骨干，在参加长征的三个方面军中都留下了她的歌声和舞姿。
克服特殊生理困难，忍受困苦走完了漫漫征程
长征路上，女红军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尾追下，部队需要不停地赶路，因此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她们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在草地等缺粮地带，她们有时整天吃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甚至是皮带、皮帽。偶尔从牛粪堆里捡到一些麦子，饥饿的女红军也拿到河边冲淘干净，放进锅里用温火耐心翻炒了再吃。有一次，饥饿难忍的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造成的后遗症导致不少人终生不育。红六军团出发时，担任组织部长的李贞已经怀孕三个月。她谢绝了领导的关心，坚决要求随军出征。长征中艰苦的生活，使她留下了终身遗憾，没有留下孩子且再不能生育。然而艰苦激烈的斗争环境，却使她成为新中国首次授军衔时惟一的女将军。
一些女红军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实在有病走不动的人，按规定给八块光洋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被出卖，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终结生命。女战士罗坤仅13岁，在四方面军中被分配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当警卫员。后来她带十一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发现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队伍，沿途乞讨，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三个多月才终于追上部队。
由于长征路上卫生条件差，女红军经常无法洗脸、洗澡,宿营时要在草垛、墙角甚至是野外睡觉。几乎每人头上、身上都长了虱子，休息时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当时彭德怀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徐特立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
为了防止生虱子造成传染病,部队要求男战士剃光头,一些女红军也如此，只是因怕人笑话，平时总戴着帽子。开大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作战时为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要求战士一律不能留发，加上一路风尘，她们中的许多人从外表已看不出女性特点，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经常闹出误会。
在艰难的征途中，女红军更体现出相濡以沫的深情。一次邓六金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走不动路，掉队就可能牺牲，瘦弱单薄的危秀英架着她一步一步行走。谢飞发现姐妹们的草鞋烂了，找了块马皮割成几块分给大家，用刀穿个洞后拴上绳子绑在脚上，才保障了行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